9月16日，又是一年一度的国际保护臭氧层日。当人们习惯性地抬头，望向已被逐渐修补的臭氧层时，也许并不清楚这场关于“隐形升温”的努力已悄然取得阶段性胜利。

2016年，在非洲卢旺达首都基加利，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围坐在一起，为一个措辞、一个数字反复探讨。他们要决定的，是一类叫“氢氟碳化物”的化学物质的命运——它曾因不破坏臭氧层而被视作理想替代品，产量随之飙升，但其较强的温室效应，最终让各国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。当木槌落下，《〈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〉基加利修正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加利修正案》）诞生，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被正式纳入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管控范围。

作为全球主要的HFCs生产和消费国之一，中国在这场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且积极的作用。此后的十年间，中国走出了一条制度先行、产业协同、监测支撑的独特路径。

以硬指标、降排放和新技术积极履约

“面对如此重大的全球环境问题，经过全世界40年的共同努力，臭氧层正在逐步恢复，保护进展总体超出预期。”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臭氧层保护取得的成果，在全球大型环境公约当中是非常难得的范例。

2016年，国际社会达成《基加利修正案》，为应对气候变化按下了“加速键”。2021年，中国决定接受修正案，加强HFCs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，为全球低碳转型注入了“强心剂”。

作为全球主要的HFCs生产和消费国，中国在修正案框架下的履约行动，不仅关乎自身的绿色转型，也直接影响着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。

十年过去，中国的成绩单究竟如何？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表示，回顾修正案履约工作历程和成效，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——硬指标、降排放和新技术。

“第一个是‘硬指标’圆满完成。我们坚持精准科学管理，核定国家HFCs生产和使用量的基线值分别为18.53亿吨和9.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，实现2024年冻结在基线值的阶段性履约目标，HFCs成为国内第一个明确总量控制目标的温室气体。第二个是‘降排放’彰显担当。我们坚持按需分配，截至目前，核发的HFCs生产和使用配额量已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.85亿吨和7.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。另外，每年还销毁处置三氟甲烷1.7万多吨，相当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.5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，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担当。第三个是‘新技术’实现突破。我们坚持创新驱动，家用电冰箱行业率先淘汰HFCs制冷剂，全面迈入无氟时代。家用空调行业建成自然工质丙烷（R290）空调生产线30条，产销量突破1000万台，低碳绿色产品走向世界各地。”李天威表示。

按照《基加利修正案》的时间表，2024至2028年，中国只需要将生产消费维持在基线水平即可。但实际数据远低于基线水平——十年来，中国积极履约、主动加压，履约进度走在时间表前列，成效显著。

从制度到产业，“组合拳”推动削减

这份答卷的背后，是生态环境部作为履约牵头部门十年间的持续发力——法规修订、配额执行、监测建网，每一步都踩在关键节点上。

能效端的协同起步较早。2019年6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》，明确到2022年房间空调器、多联机、冷藏陈列柜、热泵热水器能效准入水平分别提升30%、40%、20%、20%，并提出推动制冷剂绿色替代与能效提升协同推进。胡建信告诉记者，这为后续HFCs管控与产业转型的衔接做好了准备。

法律层面的重要节点出现在2023年底。2023年12月，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，首次将HFCs纳入法律管控框架。生态环境部作为主管部门，科学稳妥地开展了条例修订的调研和起草工作。在胡建信看来，这次修法为新形势下中国履行国际公约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法律框架立起来后，配套制度迅速落地。2024年起，对全部18种受控HFCs实行配额管理，生产基线锁定18.5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，消费基线锁定9.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。近年来，生产配额和内用配额均较配额总量有明显压减，新增产能更是被严格控制——自2024年8月1日起不得新建、扩建受控用途HFCs生产设施。进出口许可同步运转，有效防范了潜在非法贸易风险。

监测能力建设是另一条工作主线。胡建信表示：“我国自主研发了高精度监测仪器，建立标准气体溯源体系。目前，生态环境部已建成3个国家级在线观测站点，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的在线站点，共同组成全球密度最高的国家水平监测网络。”

2025年4月，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《中国履行〈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〉国家方案（2025—2030年）》，明确到2029年HFCs受控用途生产量和消费量较基线削减10%，2034年削减30%。2026年3月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的通知》印发，进一步细化全链条监管要求。

十年间，我国完成了从“积极履约”到“主动引领”的角色转变。

阶段性成效之后，还有更长的路

北京冬奥会上，国家速滑馆“冰丝带”等4个场馆采用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，冰面温差更均匀、能效更高，帮助冬奥会朝着碳中和目标迈出了扎实一步，这正是《基加利修正案》鼓励的方向——用全球升温潜势（GWP）更低的替代方案，逐步取代高GWP的HFCs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多个地区的监测站点里，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监测仪器安静运转，灵敏度已达到能在标准游泳池里找到一滴墨水的水平。减排成效究竟如何，监测数据是最直接的验证。

产业端在替代，监管端在验证。而这两件事在中国都找到了具体注脚。

但阶段性成效并不意味着前路平坦。“HFCs并不破坏臭氧层，早先它恰恰是为了保护臭氧层才引入到市场当中的。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是非常有效的国际环境公约，这也是当年推动把HFCs放到这个框架下管控很重要的原因。”在胡建信看来，《基加利修正案》把臭氧层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两大议题衔接了起来。中方谈判代表担任修正案谈判共同主席，这背后是中国积极推动谈判达成的努力。

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按下葫芦，又再起瓢，要争取同时按下两个葫芦。”胡建信说。这句生动的比喻，点出了《基加利修正案》的根本挑战——替代品的选择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单选题，只有更好，没有最好。

理想的替代品要同时满足更加环境友好、能协同提高设备能效、成本可接受，但这三个条件往往相互制约。眼下，汽车空调换新型替代品，技术走得通但成本更高；房间空调改用碳氢类替代品，环保没问题但成本也会随之上升。对企业来说，每一次技术路线的选择都可能影响数亿元的投资方向。

然而，多年来，中国用实践证明了环保与产业发展并非对立关系。保护臭氧层、推进HFCs管控，并没有阻碍产业发展，反而实现了环保和产业的双赢。

十年前的基加利，近200个国家许下一个承诺——到本世纪末，为地球争取0.5摄氏度的降温空间。十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用一份提前达标、超额完成的成绩单，让这份承诺有了更坚实的基石。而这条路，仍在继续。